上海碑拓拓片回收带您了解《碑拓拓片知识基础》
2021/9/11 13:57:44 点击：
１，应确立怎样的收藏观和原则？
无论从事哪类收藏，作为收藏者，都必须确立正确的收藏观。一些老一代的收藏家，在长期的收藏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件藏品与藏主的关系，就是基于一种缘份。收藏人的正确收藏观，来自他于自身的学养、道德操守以及他对藏品的正确认识。“凡物莫不聚于所好。”一件藏品到了你的手中，肯定是因为你喜欢它。但是，仅仅是喜欢是不够的，因为在茫茫人世间喜欢它的人何止千万，为什么只有你喜欢它就能得到它，别的人就得不到呢？所以说，每一件藏品，都有它自身的独特命运。清人张瑛说，“盖典籍，天下之神物也。非其人，非其地，则神物不能以久聚。”（《铁琴铜剑楼书目》后序）张瑛将典籍视为神物，笔者认为，一切珍贵的文物都如同神物。它的迁徙流动，是择其人、其地、其时的。因此，当一件珍贵的碑帖，到了你的手中以后，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它能躲过各种灾厄仍存留于天地间，它不知道遇到了多少精心呵护过它的个人或组织；在芸芸众生中，它却偏偏与你有缘，来投靠你来了。你该怎么办，惟有像前人一样呵护它了。当自己无力保护它的时候，还必须给它找一个放心的去处。
古人对藏书的艰难有诸多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说艰难。但是，就古籍版本自身的命运来说，只归纳了五大厄运。而碑帖的命运，比古籍版本的命运还要惨，却有七种厄运。首先，当然要从碑石所处的位置说起。因为碑石一般立于山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自然灾害。韩愈有诗云，“雨淋日炙野火烧”。他还说，“牧童敲火牛砺角。” 牛有磨角习惯，那犀利的牛角，在被风雨剥蚀的碑上捣几下，对碑的损伤是可以想见的。还有水漶、雷电、地震等。著名的《琅琊台石刻》，就是在民国年间，被雷火毁碎。《汉华山碑》、《唐顺陵碑》都是因地震而崩裂。其次是，将碑石用着盖房，修桥补路等。第三是。在前人题名的基础上，后人又在上面题写，有的将前人刻字全部磨去，有的部分磨去，然后刻上自己的题名。如此这般，宋人题于唐人之上，而明人又题于宋人之上，有如床上架床。第四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将旧碑上的名字，改为自己的名字，或苦于取材之不便，将旧碑上的字磨去，另行刊刻。金牛头祖书唐相魏文贞庙记，就是磨去唐碑重刻的，在碑额上尚存一“唐”字。唐代深州剌史墓志铭盖，被明人刻作金牛禅塔碑趺。第五是，凡反臣、篡位者所立之碑，大多被产毁。如凡署史思明年号的碑，在史思明失败后，均被改为唐号。还有，因为朝代的更迭，当朝毁坏前朝碑，是难以避免的。叶昌炽说，“南渡以后，神州疆索，沦入金源。长淮大河以北，无赵家片石。”宋人碑刻，多为金人所毁。从现在存世的墓志来看，宋代墓志约有唐代的十分之一，其原因就在于此。第六是，一方有名碑帖刻石，必有多方前来访求，尤其是官方，一纸便函，可以给当地小吏居民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当地有小吏居民，把碑刻当成负担，便予毁弃。第七是，许多文人雅士有收藏碑刻的兴趣，致使碑刻迁徙辗转，或遗失，或被毁。毕秋帆从关中购回四方唐碑，置于“灵崖山馆”，尽毁于火。除此之外，如唐会昌年间，由于皇帝厌恶僧尼，除保留一小部分寺外，其余尽毁，共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寺中碑幢铭赞均被錾毁。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古旧碑版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毁者不计其数。所以说，碑帖能存之于世，你能得到它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珍惜它。
收藏碑帖拓片（本），本身就有经济上意义。俗话说，“乱世黄金，太平文物”。旧拓碑帖，本身就是文物。在乱世中收到的有价值的藏品保存到太平年间，或者说在太平年间收到的藏品，经过一段时间收藏之后，只要世道仍是太平的，你的藏品绝对是不断升值的。
然而升值之后的藏品，亦可通过变卖，使自己能从中得到高额利润。但我国大多数收藏家，都选择了将其毕生心血得到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碑帖与收藏古籍版本和字画一样，是个人的爱好所致。收藏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一个收藏家得到了一件他特别想得到的藏品以后，他同时也得到了欢乐。之后，他还会不继地欣赏、把玩、品味，从中寻求新的乐趣。然而，一个收藏家，他的藏品中，珍贵的藏品绝不是一件两件，应该有一定数量的珍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欢乐来自于一定数量的珍藏品，一个收藏家的一生会有许多欢乐的时光，但他的欢乐，又是与他的藏品息息相关的。如果把他的藏品变成了金钱，又让他回到只有金钱而没有藏品生活里，他是绝不愿意的。只要他尚可维持生计，他就不会卖他的藏品，他会捐给国家或传给他的子孙。在近现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收藏家，他们的事迹为世人所称颂。如，在藏书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大藏书家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先生的壮举。潘宗周一生收宋本书105部，元版书6部，共计111部，1088册。这批书，分别来自黄氏百宋一尘、汪氏艺芸精舍、杨氏海源阁、郁氏宜稼轩、韩氏读有用书斋，以及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等大藏书家，其中不乏世间孤品。如果按现在的拍卖价格，总价格可能要以十亿计。1939年潘宗周去世以后，其子潘世滋在1941，为了使这宗国宝不被日寇掠走，请求英国驻上海的文化机构，将其运送到安全地方。英国人得到请求，立即派一艘军舰，专程护送这批国宝至香港。到港后，又派专车运至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储存。此后日美等国的文化商人，一直想获得这批藏品，可潘先生不为金钱所动，直到解放以后，主动将其捐献给国家。这批书，现在藏于北京图书馆。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说收藏观这类似乎与本文主旨无关紧要的话，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人确立了正确的收藏观，他才能以一个收藏人应有的心态去获取和对待各种藏品。他不会为了得到某种藏品而不择手段，不会见利忘义，不会巧取豪夺，他也不会在他已经得到藏品上动一些歪心思。这里所说的歪心思，说穿了就是作伪。在当今年这个假货充斥市场的社会里，在科技水平比较发达，有高科技为作伪带来了诸多有利条件的今天，那些假货，确实是让真正的收藏家们头痛的一件事。如今，真有些真假不辨了，尤其是字画市场，有的作者本人都鉴定不了自己作品的真假，搞得世界上著名的拍卖行，公开声称不再拍卖中国画了。因此，在现在作为一个碑帖收藏者，确立正确的收藏观尤其重要。
收藏碑帖，不是收破烂，不分好坏，什么都收。作为初学者，标准不要定得太高，只要见到是碑帖拓本或拓片，价格又不高，不妨多收一些。现在市场上，新拓本或拓片，其价格不会超过100元，一般的就20至30元，最便宜的在10元左右。买得不对，人家把石印本当拓本卖给你了，也吃不了大亏。民国间的拓本或拓片，最便宜的，其价格都在1000元左右。当然，假定你花了1000元，买了一件真正的民国货，那倒也值，如果你买到的是人家做过旧的新货，那就算吃一次不小的亏了。收藏碑帖的人，注定了是要吃亏的，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做假呢，那些专门做伪的碑帖商人靠什么生活？所以，我主张初学者，无论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起步的时候，不要轻易购买旧拓本或拓片。旧拓本或拓片的价格是十分复杂的，其拓印时间不同，拓印时间相同但由于拓印方法不同，拓印方法相同保存条件不同而出现品相不同，拓印的纸和装裱不同，拓本或拓片的存世量的不同，有无题跋和题跋人的不同，名碑与普通碑等因素，决定着旧拓本和拓片的不同价格，其差距可谓天壤之间。有的旧拓本属于“国宝”级文物，有的还及拓印较精的新拓呢。
对碑帖的收藏，我倒主张“抓两头，带中间”的原则。天下碑石，难以数计。旧的碑帖刻石湮没了，新的碑帖刻石又立了起来，你是永远也休想收齐的。据初步估计，我国现存有一定价值的碑刻约二十万种。作为收藏者来说，其精力和财力是有限的，即使你倾其全力，又能收多少呢？因此，作为收藏者来说，最忌贪多求全。
当你有了相应的鉴别知识和经验以后，就不能再像初学者那样，只要便宜，只要是碑帖，见什么就买。那样，你永远也不会有成就，在收藏和鉴定方面也不会有进步。作为收藏者来说，其基本心态是，花很少的钱买到应该花较多或很多的钱才能买到好货，至少是不能吃亏上当。这样，就要求收藏者不断地学习，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挑战碑帖商，使自己能从一些具体的拓本（片）上，发现碑帖商和一般碑帖收藏者发现不了的价值。
所谓“抓两头”，第一是，集中精力收名碑帖的拓本（片）。名碑帖的拓本，当然是越旧越好了。但是，在没有机缘或无实力收到名碑帖旧拓本的情况下，也可以收新拓本。第二是，收集新发现的旧碑石拓片。解放以后，我国新出土的古代碑刻2000多种。这些碑刻都是未见著录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中有些碑的拓本的价值，绝不比那些翻刻碑帖旧拓本的价值低。然而，它们的价值，又在于人们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去发现。可是现在，却很少有人、特别是那些能称得上碑版专家的人去关注它们。因些，这类碑刻拓本应在必收之列。所谓“带中间”，就是除名碑帖和新出土的碑帖之外，在不影响重点的情况下，也可以收一点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精拓本，以丰富自己的库藏。“抓两头”，是收藏的重要目标和方向，“带中间”，则是次要的目标和方向。
２，怎样制作拓片？
我国名碑帖刻石，为了避免自然灾害对它们的损坏，自宋以来，采取了集中保护的方法。在宋代元右二年（1087年），为了保存“开成石经”，建立了西安碑林，九百多年来，碑林不断扩大，收藏不断丰富，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碑石约3000方，共设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的碑石1087方。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碑帖刻石最多的地方，除此以外，还有曲阜碑林、昭陵碑林、岱庙碑林等。凡已经入藏的碑帖刻石，都是作为国家文物进行保护着。有的名碑，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风化和损伤，除外面加保护罩外，还在碑文上覆以金泊纸。非特殊情况、经特别批准，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这些碑帖刻石制作拓片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制作拓片的技术，对于碑帖的收藏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用场。但是，相对于2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来说，入藏数是相当少的。因此，拓技的掌握，对于收藏者不仅有用，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即使你在拓术方面的知识，在制作拓片上派不上用场，在碑帖的鉴定上也会有帮助的。也可以说，制作拓片的知识，对于碑帖拓片的鉴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这一点，下面，将拓片的制作技术作一个扼要的介绍。
工具材料的准备
制作拓片的主要工具有：棕刷，是用来刷纸、上纸的；打刷，是在上纸之后，用来将纸均匀地打入凹陷处，使纸面和器物之间不留空隙；木榔头，主要用于敲打宣纸的接茬处，使其能牢固地衔接起来；扑子，也称拓包、墨包，是用于拓片上墨的。另外，如碗、墨盘、抹布、毛刷、毛巾、小喷雾器等，都是制作拓片的必备工具。有些工具在商店里能买到，有的则需要自己制作。
有了工具以后，还要准备一些材料。首先是纸张。对于纸张的要求是，白而细腻，柔软且有拉力、薄而有韧性。大多采用为宣纸和皮纸，也有采用高丽纸或连史纸的。其次是墨。墨以紫光为佳。用墨量少的时候，可以用墨锭磨墨；量大，则可用“一得阁”或“曹素功”墨汁。如果在墨汁中掺适量的水，然后研磨，其效果更理想；再就是白芨水或稀释胶水，其作用是使纸附于碑上。
操作程序
操作程序叙述起来就更简单了，主要是三条，洗碑石、上纸和上墨。洗碑，就是把碑上的污垢藓苔清洗掉。使用工具，有毛刷和竹扦等，以不伤碑石又能将污垢除净为原则。上纸，分干上和湿上。干上纸，就是将拓纸直接上在刷有白芨水或清水的碑石上。湿上纸，就是将拓纸叠好放入清水中，然后将湿纸上在碑石上。上墨，就是用扑子沾墨，采用扑或擦的方法，将墨上在附于碑石上的拓纸上。
上面所介绍的工具材料和操作程序问题，只是说了个大概，在实际操作中，是十分复杂的。现在，书店里有一些制作拓片的专门书籍，可购回参考。要拓出好的拓片，理论、工具材料及操作程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拓工的经验。同一碑石，两个拓工同时拓，优秀的拓工制作的拓片，质量就高，价格也高。有的拓片上，还署有拓工的姓名。还有的碑帖收藏家，只收某位优秀拓工的拓片。
３，怎样鉴定碑帖拓本？
我国自宋以降，研究碑帖的书籍难以数计，但有参考价值的约有400余种。碑帖属金石类。这里的金石二字，金是指，金属器物上铸刻的文字，石是指石刻拓印的文字。在旧目录的四部分类中，凡碑帖方面的书，大多归于史部金石类，也有的把它编入子部的艺术类。读者要查阅这类书，可在这些子目中找到。要准确地鉴定碑贴，必须有扎实的碑帖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经验是从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得来的，而扎实的知识不是靠读普及性的书籍杂志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专门谈碑帖的书籍，身边还必须备一些专供查阅的工具书。
一个从事碑帖收藏的人，总是要交一些学费的。这不仅是指一个人从不会到会，到比较精通有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而一个人的常识才智和精力是相当有限的，谁想以个人去与久远的历史抗衡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哪一天，你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碑帖鉴定专家，也绝对不能保证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专家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所犯的错误多与少，所犯的错误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因此，我们多学习，多实践的目的，就在于少交一些学费，少犯一些错误，尤其是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你遇到了一个行书碑拓本，就不能把这个拓本原碑的时间定在汉魏以前。因为，在我国隋代以前的碑，是没有行书的。以行书写碑，以唐太宗晋祠铭开始。自此以后，有唐高宗的万年宫铭、纪功颂、英国公李 碑，都是行书。自唐开元以后，有李北海、苏灵芝等人以行书书碑。这也是一个作为碑帖收藏者必须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所谓的低级错误，也就是常识性的错误。
鉴定碑帖拓本，就是全面确定它的价值，这里面包括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甚至连拓本用纸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在清代的宣纸中，开化纸的价值肯定比其他宣纸高。如果遇到的是侧理纸本，它是什么时候拓的、是真碑还是伪碑等等因素，你都用不着去考虑了，只管买就行了。因为这种纸，本身就是价值连城。但是，知识是靠循序渐进地慢慢积累起来的，这许多门类的知识，不是一夕之功就能解决的。把这许多知识掌握了，再去鉴定碑帖也是不现实的。应该选准突破口，找一些切要的书，边学习边实践。为此，笔者向初学者推荐一些书籍，既有理论性很强又通俗易懂的，也有理论性很强而初学者不易读懂的，还有只供平时查阅的工具书，算作阅读的门径吧。
《金石录三十卷》宋人赵明仁撰。这部书也凝聚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以血。有淡生堂余苑本、顺治庚寅谢世箕刻本、雅雨堂刻本等，建国以后，出版了多种单行本。《墓铭举例四卷》，明人王行撰，道光间朱墨套印本。墓铭是碑刻的一个大类，此书文字不多，但对不同时代的墓铭，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考证。《金薤琳琅二十卷》明人都穆撰，有明正德间刊本、乾隆四十三年杭州宋氏刊本、四库全书本，还有80年代影印四库全书本。《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清人王昶撰，嘉庆十年刊本。《环宇访碑录十二卷》清人孙星衍、邢澍撰，嘉庆七年孙氏自刊平津馆丛书丙集本、民国间铅排本。《两汉金石记》清人翁方纲撰，乾隆五十四年自刊本。《来斋金石考三卷》清人林侗撰，道光辛丑上海徐渭仁刻本。《语石十卷 语石异同评十卷》清人叶昌炽撰，柯昌洇评，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部合集，叶氏所著《语石》一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誉为近代研究我国古代石刻最有学术水平的著作。195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购得柯昌泗所撰原稿《语石异同论》十卷。柯氏对《语石》一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也论及其得失。《校碑随笔》民国方若撰，有民国间铅排本和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据说这部书是王国维和罗振玉合写的，后来由方若整理出书。这部书的特点是，它搜录了一些清代后期出土的碑铭石刻。它对读者研究碑的拓本年代会有很大的帮助。《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荣丽华编集、王世民校订，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不仅收录了1949年至1989年这40年间出的墓志，还收录了个别1949年以前出土的墓志，全书共收录墓志1464方。《中国碑帖艺术论》蒋文光、张菊英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部书对碑帖知识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文字通俗易懂，书末还附有历代有影响的书家、镌刻家小传和碑帖图片，便于读者查阅对照。《唐代墓志铭》周绍良主编，1992 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70余万字，是目前收唐墓志最完备的一部书。《民国人物碑传集》，收民国间（1912～1949年）去世的各界知名人士473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还有钱仪吉撰《碑传集一百六十四卷》，收天命至嘉庆七朝2026人；缪荃孙撰《续碑传集八十六卷》，收道光至光绪四朝气1092，也是可资参考的书籍。
另外，要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省的碑帖，你首先必须了解前人和今人关于那个地区、那个省的金石方面的著述。许多省都有自己的《金石志》。如果你要研究四川省的碑帖情况，你就应该读《四川通志》（有嘉庆二十年刊本，1984年影印本）中的金石编，还应该读一读专录四川碑刻的，如王象之的《蜀碑记》、李调元的《蜀碑补记》和刘喜海的《三巴金石苑》等书。近人邓少琴编《益部汉隶集》（1949年7月四川大学双钩线描石印本）等书，也属应读之列。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四川某一个具体的碑帖，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我们阅读了部分专门书籍并有了一些必备的工具书后，还必须对不同时代的书法艺术特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书法，是我国特有一种传统艺术，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其悠久的历史。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赵子昂说，“结体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在书法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书体在不断地变化，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点。
从书体上说，可以分成八种，即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八分书、草书、楷书（也叫真书）、行书。甲骨文，是上古时代书写在龟板、兽骨上的一种文字。大篆，史称周宣王太史籀首创，也叫“籀文”，我们今天见到的“石鼓文”是其遗法。小篆，据载，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变大篆为小篆，存世的《琅琊台刻石》，据说就是李斯所书，其书体就是小篆。隶书，据传为秦人程邈创造的。程是秦时县令，因罪被幽禁在云阳狱中，探索字形的改变，终于改篆为隶三千字，并奏始皇大帝，得到始皇大帝的赞赏，并任命他做御史之职。八分书，翁方纲在他的《两汉金石记》中，对这种字体下过定义，他说，“上尊号碑、受禅表碑，是钟元常书，这种书体称金针八分书。盖纯取方整，开唐隶之渐矣。”草书，现存最早的草书是《急就章帖》，即常说的“章草”，是汉代黄门令史游所书。因此，人们认为史游是草书的创始人。行书，其创始人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楷书，也叫“真书”、“正书”，还有人把它叫做“正楷”。传说这种字体是王仲次创造的。说他以隶书变楷书，又以楷书变八分体。到底是不是王次仲创造的楷体和八分书，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尚无定论。即便真有王次仲其人，他也真正创造了楷书，我想，他所创造的楷书，与我们现在所指的楷书是不一样的。现存最早的楷书是魏钟繇所书“宣示表”、“荐季真表”、“力命表”等帖。由此说明，楷书的出现应在汉代。
在对各种字体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之后，对各个时代的的书法艺术特点，本应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来。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项工作就由有心的读者自己去完成了。一般要求，必须把握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如南北朝时期书法的艺术特点。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但其书法却有其独特之处，清代后期才被引起重视，并称之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支奇葩。它是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体自然而富有变化，承隶为楷，在重以平衡的条件下，纵横跌宕。它是处于书体嬗变过渡阶段的书法，具有古朴、厚重、峻峭、活泼的美。
在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后，才谈得上鉴定碑帖了。鉴定碑帖，说穿了，就是确定碑帖的真伪和拓印时间。
真伪对于具体的碑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某碑到底是真的还是虚拟的。比如，有一方碑，从碑上文字内容看，它是唐开元年间王林的墓志，其立墓志的时间也写得非常清楚，是唐人某某立于唐代。而实际上呢，这个王林是明人或清人虚拟的一个人，这块墓主为王林的墓志，是明人或清人伪造的。一句话，就是伪造古碑。第二种是，某碑是原刻，还是后人根据原碑的拓本或拓片翻刻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
伪造古碑，古代有，近现代也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谋利。当然，也不排斥有个别好事者是为了寻找刺激，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制造点新闻。故宫博物院所藏黄小松旧物汉魏五种孤本，前后均有洪亮吉、孙星衍、黄小松、钱泳、阮元、翁方纲、冯敏昌、杨守敬等名人真迹题跋和钤印，一致认为这五种拓本为宋拓孤本。可实际上经今人考证，这五种碑拓中，有三种碑是明人伪造的。由此也说明，即便是大名家的真迹题跋，也不一定完全可信。一代碑版名家、民国间方若，也误把伪碑《朱博残碑》作为汉碑，录入了他的《校碑随笔》中，并写道，“审书法，由篆入隶之过脉。碑云：惟汉河其为西汉河平年乎。有人疑伪，盖未见石耳。第三行起至第六行下斜文一道。”
翻刻碑帖，目的不一，有的是为了广流传，有的是为了谋利。一个拓本，到底是原刻还是翻刻，是让鉴定者十分头痛的事情。如果有原刻拓本作比较，倒要容易一些，在没有原刻拓本作比较的情况下，自然就会把翻刻拓本当成原刻拓本了。比如，《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在唐代便有两种翻刻，并有其拓本传之于世，一本原藏西安学府，一本为翁方纲。西安学府藏本和翁方纲藏本，当时均被视为原刻宋拓本，并有许多名人作过鉴定，写下了题跋。翁氏视自己所藏拓本为至宝，终身临摹。但是，从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唐拓本后，一经比较，才知道西安学府藏本和翁方纲藏本，都是翻刻本。
翻刻碑帖与原刻的区别，主要在于字划的神韵上。这就要求鉴定者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书法人的艺术特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明人有将无名或名气不大的人书写的宋元旧碑，改成唐代名人书写的碑。如将书体近似于欧体的碑，把撰书人直接改刻成欧阳询，把书体近于柳体的旧碑，改刻成柳公权书。还有的从名人撰书的碑上，拓下撰书人，更换无名氏或小有名气的撰书人，以冒充名人书写的碑。对于这类作伪手段，只要我们能把握名人的书法特点，就能识别其真伪。
有的碑拓，称同一原碑所拓，但其字划却有肥瘦之别，使自己不能不对其真伪产生怀疑。这就要求鉴定人对拓本上文字的笔道和字口进行认真甄别。如果其笔道和字口基本一致，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从同一原石上拓下来的，只不过是拓印时间不一样，字肥者为洗碑之前所拓，字瘦者为洗碑之后所拓。
有将影印本碑帖冒充拓本卖，目前在旧肆上这种情况还比较多。其原因是，民国间出版过大量的碑帖影印本，九十年代中期也出版过一次，影印碑帖的数量也比较大；还因为拓印比影印的值钱。影印的拓片鉴别起来要容易一些，但是，将影印的拓片一条一条地剪裁下来，拼贴成拓本鉴别起来就难一些了。一般情况下，用手一摸，感觉纸面平滑，那肯定是影印的。但有时候是靠手摸不出来的。狡猾的作伪者，不辞辛劳，逐字涂上墨，并用竹签做出字口。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认真对待了，主要从字面的墨色差异上去鉴定了。因为拓本的墨色基本是一致的。
在分清真伪碑帖和真假拓本之后，接下来就是鉴定拓本的具体时间了，也就是说，拿到你手中的这个拓本到底是什么时候拓的。我们首先可以从外观上的装祯、拓法和材料入手。不同时代的拓本，其拓印方法和装祯也不尽相同。
唐代拓本，从仅存的《温泉铭》、《化度寺塔铭》、柳书《金刚经》和《神策军碑》（只存上册，藏在国家图书馆）等拓本看，都是浓墨擦拓，其墨色乌黑，拓本黑白对比强烈，即所谓“乌金拓”。这个时期至元代的乌金拓，墨色少光。这是因为，元以前所用之墨，烟重胶轻。而到了明代以后，则胶重烟轻，使墨现紫光，似燕子的尾巴，故又称燕尾色。尤其是乾隆年间的御制墨，制作精良，用此墨拓的御书碑，墨光如镜。现在人们解释“乌金拓”一词，大多认为，其拓本墨色像乌金一样乌黑透亮，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宋代拓本为两类，除乌金拓外，还有蝉翼拓。所谓蝉翼拓，就是其墨淡而均匀，如蝉翼一般细润淡雅，纤毫毕显。
宋元两代的碑帖拓本，绝大多数为浓墨擦拓，少数为淡墨扑拓。一般认为，早期的拓本，其拓术为扑拓，擦拓则始于宋代。由于制墨技术的发展，也引起了拓法上的变化，这是鉴定碑帖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元代以前的擦拓碑帖的主要工具，是以细毡卷成圆卷，用火烙平底部，蘸墨擦拓，擦拓三遍以后，如觉不匀，再行补擦，直至均匀一致，然后用蜡板抹一层川蜡，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脱墨和伤字。所以，在宋元时候的拓本上，常常会见到白色的痕迹，那是使用蜡后留下的痕迹。明代以后，由于使用的墨是胶重烟轻，也就不用担心脱墨了，抹蜡这道工序自然就废掉了。这种抹蜡方法，也被称为蜡拓法。蜡拓法从工艺上讲，也分为两种，除上文介绍的一种外，还有一种就是，用烟子合蜡成饼状，等碑上纸干后，以蜡饼擦拓。这种拓法，操作简便，现在仍运用于边远山区，一些野外不便于施工的地方，如拓摩崖石刻，拓的效果也不错，墨黑而有光泽，比较美观。但是，由于它有容易伤字口的弊病，所以这种方法使用不多。
宋拓所用的纸，拓碑主要用的是麻纸，拓帖主要用棉纸和麻纸，也有少量的葛麻纸。葛麻纸是朝鲜所出，因其纸面有葛布纹痕迹而得名。葛麻纸虽然产于朝鲜，但是朝鲜的拓本，所用的纸，又主要是其自产的蚕茧纸。朝鲜的拓本，大多用水墨淡拓，而且只拓碑上有字处，无字的地方不拓。
明代发明了彩拓。彩拓以其色冠名，如朱拓，即指以朱砂拓印。但是朱拓使用的又不完全是朱砂。它是用鸡内子去黄留青合入朱砂。其比例是，一两朱砂合七个鸡内子。将二者调匀后，用软毡卷做擦拓。拓时必须按顺序轻轻地擦拓。擦拓第一遍后，必须等色干了才能拓第二遍，否则字划模糊。彩拓，有单色的，还有特别复杂的，用五种颜色拓，被称之为五色拓或五彩拓。明益王喜还发明了镶拓。这种拓法所用的是李廷圭墨和金泊纸。当时的金泊纸，是一种质地细润而纯净，其色浅黄的纸。镶拓的方法是，先在纸上绘出拓处，上纸后以淡墨拓绘处，然后，再以乌金墨拓地。用这种方法拓出来的，墨色浓淡分明，对比强烈，十分美观。
清代后期，还发明了摹拓，也叫笔拓。这种拓法的肇始者为黄士陵。其方法就是用笔摹仿拓的模样画出来，使别人看上去如拓的一样。在清道光间，焦山寺僧六舟，还发明了金石彝器全拓法。在所有的拓法中，这种拓法的难度最大。其方法是，先以灯取影，把被拓的器物尺寸量好并绘出轮廓，再用厚纸做漏子。上纸之前，应先用毛笔沾白芨水刷器物，用湿棉花擦拭后上纸。用纸也十分讲究，最好的是细薄的六吉棉连纸。以绸布包棉花做扑子，待纸干后，扑墨拓之。
碑帖的装祯，在宋至明代，大多是天地、边镶、分心宽大，单纸挖镶，开版裱。其表面一般为纸，但也有少数用绫绢的。装裱的形式，有宣和装、金镶玉、连环装、蝴蝶装等。清代以后的装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五镶经楷、四版带大耳（即先裱成两开加半开白纸的一种装裱方法）、整纸软托和硬挖及整纸软挖等，其天地、边镶和分心也渐渐缩小。
其次是从拓片上看原碑的磨泐程度，主要是指字划的缺损和碑石的断裂情况。一块碑存世的时间越长，其磨泐的程度肯定越大，受损的字也就越多。
例如，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杨守敬撰文曰，凡“出入王命”的“出”字不坏者，为宋拓，“裂冠毁囊”之“冠”字左点不损者，为200年前旧物。杨文告诉我们“出”与“冠”字的坏损情况，是确定此帖拓印时间的根本依据。另外，要鉴定此帖石的拓本，还必须了解此帖的翻刻情况。据介绍，此帖共有七种刻本，分别为京兆安师文刻本、吴中复重刻本、米襄阳临本、北京刻本、戏鸿堂本、嘉善堂魏氏本、阁中本。其中刊刻最精的是北京本。此本，宋末至明初拓本因缺二石，故前缺六行，后缺八行。明永乐十一年，民家发地得二石，始为完物。因此，鉴定京本，还必须记住这一条史料。又如《皇甫府君碑》，宋拓本，自“碑”字始，有一断裂斜纹，此裂纹于明万历间断开。所以，凡宋拓本，碑未断，且字画肥，明代拓本字画渐瘦，至万历间为断碑。至清初，字画渐肥，且“监”字缺损。
上面，就是以字的缺损断鉴定拓本产生时间例证，可以说，占相当大比例的碑拓，主要是采用这种办法来确定其拓印时间的。但是，这也绝对不是最可靠的依据。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以考据的某字磨泐情况，来确定拓本的新旧程度，那么我就在那个字上做文章。在清代，就十分盛行补字造假。
有的用灰和胶补在碑帖原石的泐处，然后按照旧拓考据的字样刻好，再用旧墨旧纸拓印，最后再用旧式装裱。遇到这种情况，最难鉴定。鉴定的主要办法是，盯准那些旧拓考据的字，看它们与全碑字的形态肥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肯定有问题了。
还有的人，是把缺损的旧拓考据字摹刻在另一块石上，在进行仿旧装裱时，把旧拓考据字拓下来，补在拓本的缺损处。还有的是直接从原碑上拓下考据字。因为一个碑上，一个字可能出现数次，如某碑上的第二行，“天”字末笔有缺损，但在其他地方的“天”字并没有缺损，于是，把别处“天”字单拓下来，以替代那个缺损的“天”字。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从拓本的纸色和墨色来鉴定了，主要看其是否协调。
在明清两代，还有人将明清拓片或拓本，裱在宋时装裱的拓片或拓本的边框或纸本上，冒充宋拓本。现在书画市场，把这种作伪方法叫做“装棺材”。有的是将名人在旧碑拓上的题跋取到新拓本上冒充旧拓本。还有的将古代碑版大家的印章盖在新拓本上，以充旧拓本。有的章虽然是真的，但是后面盖上的，有的连章都是伪造的。这种情况，主要是通过审视拓本上文字的磨泐程度，来确定拓本的拓印时间性，同时还有印章的真伪和印色的古旧程度。
无论从事哪类收藏，作为收藏者，都必须确立正确的收藏观。一些老一代的收藏家，在长期的收藏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一件藏品与藏主的关系，就是基于一种缘份。收藏人的正确收藏观，来自他于自身的学养、道德操守以及他对藏品的正确认识。“凡物莫不聚于所好。”一件藏品到了你的手中，肯定是因为你喜欢它。但是，仅仅是喜欢是不够的，因为在茫茫人世间喜欢它的人何止千万，为什么只有你喜欢它就能得到它，别的人就得不到呢？所以说，每一件藏品，都有它自身的独特命运。清人张瑛说，“盖典籍，天下之神物也。非其人，非其地，则神物不能以久聚。”（《铁琴铜剑楼书目》后序）张瑛将典籍视为神物，笔者认为，一切珍贵的文物都如同神物。它的迁徙流动，是择其人、其地、其时的。因此，当一件珍贵的碑帖，到了你的手中以后，你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它能躲过各种灾厄仍存留于天地间，它不知道遇到了多少精心呵护过它的个人或组织；在芸芸众生中，它却偏偏与你有缘，来投靠你来了。你该怎么办，惟有像前人一样呵护它了。当自己无力保护它的时候，还必须给它找一个放心的去处。
古人对藏书的艰难有诸多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说艰难。但是，就古籍版本自身的命运来说，只归纳了五大厄运。而碑帖的命运，比古籍版本的命运还要惨，却有七种厄运。首先，当然要从碑石所处的位置说起。因为碑石一般立于山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自然灾害。韩愈有诗云，“雨淋日炙野火烧”。他还说，“牧童敲火牛砺角。” 牛有磨角习惯，那犀利的牛角，在被风雨剥蚀的碑上捣几下，对碑的损伤是可以想见的。还有水漶、雷电、地震等。著名的《琅琊台石刻》，就是在民国年间，被雷火毁碎。《汉华山碑》、《唐顺陵碑》都是因地震而崩裂。其次是，将碑石用着盖房，修桥补路等。第三是。在前人题名的基础上，后人又在上面题写，有的将前人刻字全部磨去，有的部分磨去，然后刻上自己的题名。如此这般，宋人题于唐人之上，而明人又题于宋人之上，有如床上架床。第四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将旧碑上的名字，改为自己的名字，或苦于取材之不便，将旧碑上的字磨去，另行刊刻。金牛头祖书唐相魏文贞庙记，就是磨去唐碑重刻的，在碑额上尚存一“唐”字。唐代深州剌史墓志铭盖，被明人刻作金牛禅塔碑趺。第五是，凡反臣、篡位者所立之碑，大多被产毁。如凡署史思明年号的碑，在史思明失败后，均被改为唐号。还有，因为朝代的更迭，当朝毁坏前朝碑，是难以避免的。叶昌炽说，“南渡以后，神州疆索，沦入金源。长淮大河以北，无赵家片石。”宋人碑刻，多为金人所毁。从现在存世的墓志来看，宋代墓志约有唐代的十分之一，其原因就在于此。第六是，一方有名碑帖刻石，必有多方前来访求，尤其是官方，一纸便函，可以给当地小吏居民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当地有小吏居民，把碑刻当成负担，便予毁弃。第七是，许多文人雅士有收藏碑刻的兴趣，致使碑刻迁徙辗转，或遗失，或被毁。毕秋帆从关中购回四方唐碑，置于“灵崖山馆”，尽毁于火。除此之外，如唐会昌年间，由于皇帝厌恶僧尼，除保留一小部分寺外，其余尽毁，共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寺中碑幢铭赞均被錾毁。又如，“文化大革命”期间，古旧碑版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被毁者不计其数。所以说，碑帖能存之于世，你能得到它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没有理由不好好地珍惜它。
收藏碑帖拓片（本），本身就有经济上意义。俗话说，“乱世黄金，太平文物”。旧拓碑帖，本身就是文物。在乱世中收到的有价值的藏品保存到太平年间，或者说在太平年间收到的藏品，经过一段时间收藏之后，只要世道仍是太平的，你的藏品绝对是不断升值的。
然而升值之后的藏品，亦可通过变卖，使自己能从中得到高额利润。但我国大多数收藏家，都选择了将其毕生心血得到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国家。收藏碑帖与收藏古籍版本和字画一样，是个人的爱好所致。收藏只是人生的一个部分，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当一个收藏家得到了一件他特别想得到的藏品以后，他同时也得到了欢乐。之后，他还会不继地欣赏、把玩、品味，从中寻求新的乐趣。然而，一个收藏家，他的藏品中，珍贵的藏品绝不是一件两件，应该有一定数量的珍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欢乐来自于一定数量的珍藏品，一个收藏家的一生会有许多欢乐的时光，但他的欢乐，又是与他的藏品息息相关的。如果把他的藏品变成了金钱，又让他回到只有金钱而没有藏品生活里，他是绝不愿意的。只要他尚可维持生计，他就不会卖他的藏品，他会捐给国家或传给他的子孙。在近现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收藏家，他们的事迹为世人所称颂。如，在藏书家中，最让我感动的是大藏书家潘宗周之子潘世滋先生的壮举。潘宗周一生收宋本书105部，元版书6部，共计111部，1088册。这批书，分别来自黄氏百宋一尘、汪氏艺芸精舍、杨氏海源阁、郁氏宜稼轩、韩氏读有用书斋，以及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等大藏书家，其中不乏世间孤品。如果按现在的拍卖价格，总价格可能要以十亿计。1939年潘宗周去世以后，其子潘世滋在1941，为了使这宗国宝不被日寇掠走，请求英国驻上海的文化机构，将其运送到安全地方。英国人得到请求，立即派一艘军舰，专程护送这批国宝至香港。到港后，又派专车运至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储存。此后日美等国的文化商人，一直想获得这批藏品，可潘先生不为金钱所动，直到解放以后，主动将其捐献给国家。这批书，现在藏于北京图书馆。
笔者之所以在这里说收藏观这类似乎与本文主旨无关紧要的话，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人确立了正确的收藏观，他才能以一个收藏人应有的心态去获取和对待各种藏品。他不会为了得到某种藏品而不择手段，不会见利忘义，不会巧取豪夺，他也不会在他已经得到藏品上动一些歪心思。这里所说的歪心思，说穿了就是作伪。在当今年这个假货充斥市场的社会里，在科技水平比较发达，有高科技为作伪带来了诸多有利条件的今天，那些假货，确实是让真正的收藏家们头痛的一件事。如今，真有些真假不辨了，尤其是字画市场，有的作者本人都鉴定不了自己作品的真假，搞得世界上著名的拍卖行，公开声称不再拍卖中国画了。因此，在现在作为一个碑帖收藏者，确立正确的收藏观尤其重要。
收藏碑帖，不是收破烂，不分好坏，什么都收。作为初学者，标准不要定得太高，只要见到是碑帖拓本或拓片，价格又不高，不妨多收一些。现在市场上，新拓本或拓片，其价格不会超过100元，一般的就20至30元，最便宜的在10元左右。买得不对，人家把石印本当拓本卖给你了，也吃不了大亏。民国间的拓本或拓片，最便宜的，其价格都在1000元左右。当然，假定你花了1000元，买了一件真正的民国货，那倒也值，如果你买到的是人家做过旧的新货，那就算吃一次不小的亏了。收藏碑帖的人，注定了是要吃亏的，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做假呢，那些专门做伪的碑帖商人靠什么生活？所以，我主张初学者，无论你口袋里有多少钱，起步的时候，不要轻易购买旧拓本或拓片。旧拓本或拓片的价格是十分复杂的，其拓印时间不同，拓印时间相同但由于拓印方法不同，拓印方法相同保存条件不同而出现品相不同，拓印的纸和装裱不同，拓本或拓片的存世量的不同，有无题跋和题跋人的不同，名碑与普通碑等因素，决定着旧拓本和拓片的不同价格，其差距可谓天壤之间。有的旧拓本属于“国宝”级文物，有的还及拓印较精的新拓呢。
对碑帖的收藏，我倒主张“抓两头，带中间”的原则。天下碑石，难以数计。旧的碑帖刻石湮没了，新的碑帖刻石又立了起来，你是永远也休想收齐的。据初步估计，我国现存有一定价值的碑刻约二十万种。作为收藏者来说，其精力和财力是有限的，即使你倾其全力，又能收多少呢？因此，作为收藏者来说，最忌贪多求全。
当你有了相应的鉴别知识和经验以后，就不能再像初学者那样，只要便宜，只要是碑帖，见什么就买。那样，你永远也不会有成就，在收藏和鉴定方面也不会有进步。作为收藏者来说，其基本心态是，花很少的钱买到应该花较多或很多的钱才能买到好货，至少是不能吃亏上当。这样，就要求收藏者不断地学习，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挑战碑帖商，使自己能从一些具体的拓本（片）上，发现碑帖商和一般碑帖收藏者发现不了的价值。
所谓“抓两头”，第一是，集中精力收名碑帖的拓本（片）。名碑帖的拓本，当然是越旧越好了。但是，在没有机缘或无实力收到名碑帖旧拓本的情况下，也可以收新拓本。第二是，收集新发现的旧碑石拓片。解放以后，我国新出土的古代碑刻2000多种。这些碑刻都是未见著录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们中有些碑的拓本的价值，绝不比那些翻刻碑帖旧拓本的价值低。然而，它们的价值，又在于人们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去发现。可是现在，却很少有人、特别是那些能称得上碑版专家的人去关注它们。因些，这类碑刻拓本应在必收之列。所谓“带中间”，就是除名碑帖和新出土的碑帖之外，在不影响重点的情况下，也可以收一点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精拓本，以丰富自己的库藏。“抓两头”，是收藏的重要目标和方向，“带中间”，则是次要的目标和方向。
２，怎样制作拓片？
我国名碑帖刻石，为了避免自然灾害对它们的损坏，自宋以来，采取了集中保护的方法。在宋代元右二年（1087年），为了保存“开成石经”，建立了西安碑林，九百多年来，碑林不断扩大，收藏不断丰富，发展到今天，已经拥有碑石约3000方，共设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的碑石1087方。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碑帖刻石最多的地方，除此以外，还有曲阜碑林、昭陵碑林、岱庙碑林等。凡已经入藏的碑帖刻石，都是作为国家文物进行保护着。有的名碑，为了避免进一步的风化和损伤，除外面加保护罩外，还在碑文上覆以金泊纸。非特殊情况、经特别批准，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利用这些碑帖刻石制作拓片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制作拓片的技术，对于碑帖的收藏者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用场。但是，相对于20万这个巨大的数字来说，入藏数是相当少的。因此，拓技的掌握，对于收藏者不仅有用，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即使你在拓术方面的知识，在制作拓片上派不上用场，在碑帖的鉴定上也会有帮助的。也可以说，制作拓片的知识，对于碑帖拓片的鉴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这一点，下面，将拓片的制作技术作一个扼要的介绍。
工具材料的准备
制作拓片的主要工具有：棕刷，是用来刷纸、上纸的；打刷，是在上纸之后，用来将纸均匀地打入凹陷处，使纸面和器物之间不留空隙；木榔头，主要用于敲打宣纸的接茬处，使其能牢固地衔接起来；扑子，也称拓包、墨包，是用于拓片上墨的。另外，如碗、墨盘、抹布、毛刷、毛巾、小喷雾器等，都是制作拓片的必备工具。有些工具在商店里能买到，有的则需要自己制作。
有了工具以后，还要准备一些材料。首先是纸张。对于纸张的要求是，白而细腻，柔软且有拉力、薄而有韧性。大多采用为宣纸和皮纸，也有采用高丽纸或连史纸的。其次是墨。墨以紫光为佳。用墨量少的时候，可以用墨锭磨墨；量大，则可用“一得阁”或“曹素功”墨汁。如果在墨汁中掺适量的水，然后研磨，其效果更理想；再就是白芨水或稀释胶水，其作用是使纸附于碑上。
操作程序
操作程序叙述起来就更简单了，主要是三条，洗碑石、上纸和上墨。洗碑，就是把碑上的污垢藓苔清洗掉。使用工具，有毛刷和竹扦等，以不伤碑石又能将污垢除净为原则。上纸，分干上和湿上。干上纸，就是将拓纸直接上在刷有白芨水或清水的碑石上。湿上纸，就是将拓纸叠好放入清水中，然后将湿纸上在碑石上。上墨，就是用扑子沾墨，采用扑或擦的方法，将墨上在附于碑石上的拓纸上。
上面所介绍的工具材料和操作程序问题，只是说了个大概，在实际操作中，是十分复杂的。现在，书店里有一些制作拓片的专门书籍，可购回参考。要拓出好的拓片，理论、工具材料及操作程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拓工的经验。同一碑石，两个拓工同时拓，优秀的拓工制作的拓片，质量就高，价格也高。有的拓片上，还署有拓工的姓名。还有的碑帖收藏家，只收某位优秀拓工的拓片。
３，怎样鉴定碑帖拓本？
我国自宋以降，研究碑帖的书籍难以数计，但有参考价值的约有400余种。碑帖属金石类。这里的金石二字，金是指，金属器物上铸刻的文字，石是指石刻拓印的文字。在旧目录的四部分类中，凡碑帖方面的书，大多归于史部金石类，也有的把它编入子部的艺术类。读者要查阅这类书，可在这些子目中找到。要准确地鉴定碑贴，必须有扎实的碑帖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经验是从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得来的，而扎实的知识不是靠读普及性的书籍杂志就能解决问题的。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专门谈碑帖的书籍，身边还必须备一些专供查阅的工具书。
一个从事碑帖收藏的人，总是要交一些学费的。这不仅是指一个人从不会到会，到比较精通有一个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而一个人的常识才智和精力是相当有限的，谁想以个人去与久远的历史抗衡是绝对办不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即使哪一天，你成为一位赫赫有名的碑帖鉴定专家，也绝对不能保证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专家和一般的收藏爱好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所犯的错误多与少，所犯的错误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因此，我们多学习，多实践的目的，就在于少交一些学费，少犯一些错误，尤其是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比如，你遇到了一个行书碑拓本，就不能把这个拓本原碑的时间定在汉魏以前。因为，在我国隋代以前的碑，是没有行书的。以行书写碑，以唐太宗晋祠铭开始。自此以后，有唐高宗的万年宫铭、纪功颂、英国公李 碑，都是行书。自唐开元以后，有李北海、苏灵芝等人以行书书碑。这也是一个作为碑帖收藏者必须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所谓的低级错误，也就是常识性的错误。
鉴定碑帖拓本，就是全面确定它的价值，这里面包括历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方面，甚至连拓本用纸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如在清代的宣纸中，开化纸的价值肯定比其他宣纸高。如果遇到的是侧理纸本，它是什么时候拓的、是真碑还是伪碑等等因素，你都用不着去考虑了，只管买就行了。因为这种纸，本身就是价值连城。但是，知识是靠循序渐进地慢慢积累起来的，这许多门类的知识，不是一夕之功就能解决的。把这许多知识掌握了，再去鉴定碑帖也是不现实的。应该选准突破口，找一些切要的书，边学习边实践。为此，笔者向初学者推荐一些书籍，既有理论性很强又通俗易懂的，也有理论性很强而初学者不易读懂的，还有只供平时查阅的工具书，算作阅读的门径吧。
《金石录三十卷》宋人赵明仁撰。这部书也凝聚一代女词人李清照的以血。有淡生堂余苑本、顺治庚寅谢世箕刻本、雅雨堂刻本等，建国以后，出版了多种单行本。《墓铭举例四卷》，明人王行撰，道光间朱墨套印本。墓铭是碑刻的一个大类，此书文字不多，但对不同时代的墓铭，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考证。《金薤琳琅二十卷》明人都穆撰，有明正德间刊本、乾隆四十三年杭州宋氏刊本、四库全书本，还有80年代影印四库全书本。《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清人王昶撰，嘉庆十年刊本。《环宇访碑录十二卷》清人孙星衍、邢澍撰，嘉庆七年孙氏自刊平津馆丛书丙集本、民国间铅排本。《两汉金石记》清人翁方纲撰，乾隆五十四年自刊本。《来斋金石考三卷》清人林侗撰，道光辛丑上海徐渭仁刻本。《语石十卷 语石异同评十卷》清人叶昌炽撰，柯昌洇评，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一部合集，叶氏所著《语石》一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被誉为近代研究我国古代石刻最有学术水平的著作。195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购得柯昌泗所撰原稿《语石异同论》十卷。柯氏对《语石》一书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也论及其得失。《校碑随笔》民国方若撰，有民国间铅排本和199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据说这部书是王国维和罗振玉合写的，后来由方若整理出书。这部书的特点是，它搜录了一些清代后期出土的碑铭石刻。它对读者研究碑的拓本年代会有很大的帮助。《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荣丽华编集、王世民校订，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不仅收录了1949年至1989年这40年间出的墓志，还收录了个别1949年以前出土的墓志，全书共收录墓志1464方。《中国碑帖艺术论》蒋文光、张菊英著，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部书对碑帖知识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文字通俗易懂，书末还附有历代有影响的书家、镌刻家小传和碑帖图片，便于读者查阅对照。《唐代墓志铭》周绍良主编，1992 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70余万字，是目前收唐墓志最完备的一部书。《民国人物碑传集》，收民国间（1912～1949年）去世的各界知名人士473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还有钱仪吉撰《碑传集一百六十四卷》，收天命至嘉庆七朝2026人；缪荃孙撰《续碑传集八十六卷》，收道光至光绪四朝气1092，也是可资参考的书籍。
另外，要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省的碑帖，你首先必须了解前人和今人关于那个地区、那个省的金石方面的著述。许多省都有自己的《金石志》。如果你要研究四川省的碑帖情况，你就应该读《四川通志》（有嘉庆二十年刊本，1984年影印本）中的金石编，还应该读一读专录四川碑刻的，如王象之的《蜀碑记》、李调元的《蜀碑补记》和刘喜海的《三巴金石苑》等书。近人邓少琴编《益部汉隶集》（1949年7月四川大学双钩线描石印本）等书，也属应读之列。只有这样，你才能对四川某一个具体的碑帖，有一个准确的定位。
我们阅读了部分专门书籍并有了一些必备的工具书后，还必须对不同时代的书法艺术特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书法，是我国特有一种传统艺术，是我们的国粹，有着其悠久的历史。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赵子昂说，“结体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在书法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书体在不断地变化，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点。
从书体上说，可以分成八种，即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八分书、草书、楷书（也叫真书）、行书。甲骨文，是上古时代书写在龟板、兽骨上的一种文字。大篆，史称周宣王太史籀首创，也叫“籀文”，我们今天见到的“石鼓文”是其遗法。小篆，据载，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变大篆为小篆，存世的《琅琊台刻石》，据说就是李斯所书，其书体就是小篆。隶书，据传为秦人程邈创造的。程是秦时县令，因罪被幽禁在云阳狱中，探索字形的改变，终于改篆为隶三千字，并奏始皇大帝，得到始皇大帝的赞赏，并任命他做御史之职。八分书，翁方纲在他的《两汉金石记》中，对这种字体下过定义，他说，“上尊号碑、受禅表碑，是钟元常书，这种书体称金针八分书。盖纯取方整，开唐隶之渐矣。”草书，现存最早的草书是《急就章帖》，即常说的“章草”，是汉代黄门令史游所书。因此，人们认为史游是草书的创始人。行书，其创始人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楷书，也叫“真书”、“正书”，还有人把它叫做“正楷”。传说这种字体是王仲次创造的。说他以隶书变楷书，又以楷书变八分体。到底是不是王次仲创造的楷体和八分书，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尚无定论。即便真有王次仲其人，他也真正创造了楷书，我想，他所创造的楷书，与我们现在所指的楷书是不一样的。现存最早的楷书是魏钟繇所书“宣示表”、“荐季真表”、“力命表”等帖。由此说明，楷书的出现应在汉代。
在对各种字体作了简单扼要的介绍之后，对各个时代的的书法艺术特点，本应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来。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项工作就由有心的读者自己去完成了。一般要求，必须把握几个重要历史时期。
如南北朝时期书法的艺术特点。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一个时期，但其书法却有其独特之处，清代后期才被引起重视，并称之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支奇葩。它是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体自然而富有变化，承隶为楷，在重以平衡的条件下，纵横跌宕。它是处于书体嬗变过渡阶段的书法，具有古朴、厚重、峻峭、活泼的美。
在有了一些基本的知识后，才谈得上鉴定碑帖了。鉴定碑帖，说穿了，就是确定碑帖的真伪和拓印时间。
真伪对于具体的碑来说，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某碑到底是真的还是虚拟的。比如，有一方碑，从碑上文字内容看，它是唐开元年间王林的墓志，其立墓志的时间也写得非常清楚，是唐人某某立于唐代。而实际上呢，这个王林是明人或清人虚拟的一个人，这块墓主为王林的墓志，是明人或清人伪造的。一句话，就是伪造古碑。第二种是，某碑是原刻，还是后人根据原碑的拓本或拓片翻刻的。这两个问题，都是十分复杂的。
伪造古碑，古代有，近现代也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谋利。当然，也不排斥有个别好事者是为了寻找刺激，引起人们对他的关注，制造点新闻。故宫博物院所藏黄小松旧物汉魏五种孤本，前后均有洪亮吉、孙星衍、黄小松、钱泳、阮元、翁方纲、冯敏昌、杨守敬等名人真迹题跋和钤印，一致认为这五种拓本为宋拓孤本。可实际上经今人考证，这五种碑拓中，有三种碑是明人伪造的。由此也说明，即便是大名家的真迹题跋，也不一定完全可信。一代碑版名家、民国间方若，也误把伪碑《朱博残碑》作为汉碑，录入了他的《校碑随笔》中，并写道，“审书法，由篆入隶之过脉。碑云：惟汉河其为西汉河平年乎。有人疑伪，盖未见石耳。第三行起至第六行下斜文一道。”
翻刻碑帖，目的不一，有的是为了广流传，有的是为了谋利。一个拓本，到底是原刻还是翻刻，是让鉴定者十分头痛的事情。如果有原刻拓本作比较，倒要容易一些，在没有原刻拓本作比较的情况下，自然就会把翻刻拓本当成原刻拓本了。比如，《化度寺邕禅师塔铭》，在唐代便有两种翻刻，并有其拓本传之于世，一本原藏西安学府，一本为翁方纲。西安学府藏本和翁方纲藏本，当时均被视为原刻宋拓本，并有许多名人作过鉴定，写下了题跋。翁氏视自己所藏拓本为至宝，终身临摹。但是，从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唐拓本后，一经比较，才知道西安学府藏本和翁方纲藏本，都是翻刻本。
翻刻碑帖与原刻的区别，主要在于字划的神韵上。这就要求鉴定者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书法人的艺术特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明人有将无名或名气不大的人书写的宋元旧碑，改成唐代名人书写的碑。如将书体近似于欧体的碑，把撰书人直接改刻成欧阳询，把书体近于柳体的旧碑，改刻成柳公权书。还有的从名人撰书的碑上，拓下撰书人，更换无名氏或小有名气的撰书人，以冒充名人书写的碑。对于这类作伪手段，只要我们能把握名人的书法特点，就能识别其真伪。
有的碑拓，称同一原碑所拓，但其字划却有肥瘦之别，使自己不能不对其真伪产生怀疑。这就要求鉴定人对拓本上文字的笔道和字口进行认真甄别。如果其笔道和字口基本一致，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从同一原石上拓下来的，只不过是拓印时间不一样，字肥者为洗碑之前所拓，字瘦者为洗碑之后所拓。
有将影印本碑帖冒充拓本卖，目前在旧肆上这种情况还比较多。其原因是，民国间出版过大量的碑帖影印本，九十年代中期也出版过一次，影印碑帖的数量也比较大；还因为拓印比影印的值钱。影印的拓片鉴别起来要容易一些，但是，将影印的拓片一条一条地剪裁下来，拼贴成拓本鉴别起来就难一些了。一般情况下，用手一摸，感觉纸面平滑，那肯定是影印的。但有时候是靠手摸不出来的。狡猾的作伪者，不辞辛劳，逐字涂上墨，并用竹签做出字口。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认真对待了，主要从字面的墨色差异上去鉴定了。因为拓本的墨色基本是一致的。
在分清真伪碑帖和真假拓本之后，接下来就是鉴定拓本的具体时间了，也就是说，拿到你手中的这个拓本到底是什么时候拓的。我们首先可以从外观上的装祯、拓法和材料入手。不同时代的拓本，其拓印方法和装祯也不尽相同。
唐代拓本，从仅存的《温泉铭》、《化度寺塔铭》、柳书《金刚经》和《神策军碑》（只存上册，藏在国家图书馆）等拓本看，都是浓墨擦拓，其墨色乌黑，拓本黑白对比强烈，即所谓“乌金拓”。这个时期至元代的乌金拓，墨色少光。这是因为，元以前所用之墨，烟重胶轻。而到了明代以后，则胶重烟轻，使墨现紫光，似燕子的尾巴，故又称燕尾色。尤其是乾隆年间的御制墨，制作精良，用此墨拓的御书碑，墨光如镜。现在人们解释“乌金拓”一词，大多认为，其拓本墨色像乌金一样乌黑透亮，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宋代拓本为两类，除乌金拓外，还有蝉翼拓。所谓蝉翼拓，就是其墨淡而均匀，如蝉翼一般细润淡雅，纤毫毕显。
宋元两代的碑帖拓本，绝大多数为浓墨擦拓，少数为淡墨扑拓。一般认为，早期的拓本，其拓术为扑拓，擦拓则始于宋代。由于制墨技术的发展，也引起了拓法上的变化，这是鉴定碑帖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元代以前的擦拓碑帖的主要工具，是以细毡卷成圆卷，用火烙平底部，蘸墨擦拓，擦拓三遍以后，如觉不匀，再行补擦，直至均匀一致，然后用蜡板抹一层川蜡，其目的是为了防止脱墨和伤字。所以，在宋元时候的拓本上，常常会见到白色的痕迹，那是使用蜡后留下的痕迹。明代以后，由于使用的墨是胶重烟轻，也就不用担心脱墨了，抹蜡这道工序自然就废掉了。这种抹蜡方法，也被称为蜡拓法。蜡拓法从工艺上讲，也分为两种，除上文介绍的一种外，还有一种就是，用烟子合蜡成饼状，等碑上纸干后，以蜡饼擦拓。这种拓法，操作简便，现在仍运用于边远山区，一些野外不便于施工的地方，如拓摩崖石刻，拓的效果也不错，墨黑而有光泽，比较美观。但是，由于它有容易伤字口的弊病，所以这种方法使用不多。
宋拓所用的纸，拓碑主要用的是麻纸，拓帖主要用棉纸和麻纸，也有少量的葛麻纸。葛麻纸是朝鲜所出，因其纸面有葛布纹痕迹而得名。葛麻纸虽然产于朝鲜，但是朝鲜的拓本，所用的纸，又主要是其自产的蚕茧纸。朝鲜的拓本，大多用水墨淡拓，而且只拓碑上有字处，无字的地方不拓。
明代发明了彩拓。彩拓以其色冠名，如朱拓，即指以朱砂拓印。但是朱拓使用的又不完全是朱砂。它是用鸡内子去黄留青合入朱砂。其比例是，一两朱砂合七个鸡内子。将二者调匀后，用软毡卷做擦拓。拓时必须按顺序轻轻地擦拓。擦拓第一遍后，必须等色干了才能拓第二遍，否则字划模糊。彩拓，有单色的，还有特别复杂的，用五种颜色拓，被称之为五色拓或五彩拓。明益王喜还发明了镶拓。这种拓法所用的是李廷圭墨和金泊纸。当时的金泊纸，是一种质地细润而纯净，其色浅黄的纸。镶拓的方法是，先在纸上绘出拓处，上纸后以淡墨拓绘处，然后，再以乌金墨拓地。用这种方法拓出来的，墨色浓淡分明，对比强烈，十分美观。
清代后期，还发明了摹拓，也叫笔拓。这种拓法的肇始者为黄士陵。其方法就是用笔摹仿拓的模样画出来，使别人看上去如拓的一样。在清道光间，焦山寺僧六舟，还发明了金石彝器全拓法。在所有的拓法中，这种拓法的难度最大。其方法是，先以灯取影，把被拓的器物尺寸量好并绘出轮廓，再用厚纸做漏子。上纸之前，应先用毛笔沾白芨水刷器物，用湿棉花擦拭后上纸。用纸也十分讲究，最好的是细薄的六吉棉连纸。以绸布包棉花做扑子，待纸干后，扑墨拓之。
碑帖的装祯，在宋至明代，大多是天地、边镶、分心宽大，单纸挖镶，开版裱。其表面一般为纸，但也有少数用绫绢的。装裱的形式，有宣和装、金镶玉、连环装、蝴蝶装等。清代以后的装祯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五镶经楷、四版带大耳（即先裱成两开加半开白纸的一种装裱方法）、整纸软托和硬挖及整纸软挖等，其天地、边镶和分心也渐渐缩小。
其次是从拓片上看原碑的磨泐程度，主要是指字划的缺损和碑石的断裂情况。一块碑存世的时间越长，其磨泐的程度肯定越大，受损的字也就越多。
例如，颜真卿的《争座位帖》，杨守敬撰文曰，凡“出入王命”的“出”字不坏者，为宋拓，“裂冠毁囊”之“冠”字左点不损者，为200年前旧物。杨文告诉我们“出”与“冠”字的坏损情况，是确定此帖拓印时间的根本依据。另外，要鉴定此帖石的拓本，还必须了解此帖的翻刻情况。据介绍，此帖共有七种刻本，分别为京兆安师文刻本、吴中复重刻本、米襄阳临本、北京刻本、戏鸿堂本、嘉善堂魏氏本、阁中本。其中刊刻最精的是北京本。此本，宋末至明初拓本因缺二石，故前缺六行，后缺八行。明永乐十一年，民家发地得二石，始为完物。因此，鉴定京本，还必须记住这一条史料。又如《皇甫府君碑》，宋拓本，自“碑”字始，有一断裂斜纹，此裂纹于明万历间断开。所以，凡宋拓本，碑未断，且字画肥，明代拓本字画渐瘦，至万历间为断碑。至清初，字画渐肥，且“监”字缺损。
上面，就是以字的缺损断鉴定拓本产生时间例证，可以说，占相当大比例的碑拓，主要是采用这种办法来确定其拓印时间的。但是，这也绝对不是最可靠的依据。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你以考据的某字磨泐情况，来确定拓本的新旧程度，那么我就在那个字上做文章。在清代，就十分盛行补字造假。
有的用灰和胶补在碑帖原石的泐处，然后按照旧拓考据的字样刻好，再用旧墨旧纸拓印，最后再用旧式装裱。遇到这种情况，最难鉴定。鉴定的主要办法是，盯准那些旧拓考据的字，看它们与全碑字的形态肥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肯定有问题了。
还有的人，是把缺损的旧拓考据字摹刻在另一块石上，在进行仿旧装裱时，把旧拓考据字拓下来，补在拓本的缺损处。还有的是直接从原碑上拓下考据字。因为一个碑上，一个字可能出现数次，如某碑上的第二行，“天”字末笔有缺损，但在其他地方的“天”字并没有缺损，于是，把别处“天”字单拓下来，以替代那个缺损的“天”字。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从拓本的纸色和墨色来鉴定了，主要看其是否协调。
在明清两代，还有人将明清拓片或拓本，裱在宋时装裱的拓片或拓本的边框或纸本上，冒充宋拓本。现在书画市场，把这种作伪方法叫做“装棺材”。有的是将名人在旧碑拓上的题跋取到新拓本上冒充旧拓本。还有的将古代碑版大家的印章盖在新拓本上，以充旧拓本。有的章虽然是真的，但是后面盖上的，有的连章都是伪造的。这种情况，主要是通过审视拓本上文字的磨泐程度，来确定拓本的拓印时间性，同时还有印章的真伪和印色的古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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